董晨院士：要做好长期应对新冠肺炎的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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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免疫反应那么大（呼吸道和肺部病变），我们感觉实际上跟流感病毒引起的免疫机制不太一样。这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和思考，这个冠状病毒跟免疫系统之间的调控或者影响机制究竟怎么样，值得长期跟踪研究。我们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。 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不光是我们原来思想上重视不够，客观上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条件。
▲3月，广东省支援湖北抗击疫情的移动 P3实验室，被称为疫情防控的“硬核利器”。 《科学大师》：欠缺一些什么样的研究条件？ 董晨：比如我们此前也在呼吁推动高等级生物安全 P3实验室的建设，因为这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，必须在 P3实验室里完成实验工作，如果没有，就没办法开展研究。美国主要的医学院都有 P3实验室，他们全国各地有几百个，但我们国内很多好的大学，比如北大、清华，上海交通大学, 都没有 p3实验室。像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上海交大医学院，他们是中国顶尖的医学院，都没有。 我们前段时间积极在呼吁这个事，但现在是被搁置了。 问题是看看全球其他国家的感染数字，这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短暂威胁，它不像 SARS 那样来了就走，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长期准备，而且弄不好下一次又冒出一个新新冠状病毒，这都是不可预知的事情。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预备队机制，要有一个长期应对的打算。 《科学大师》：您给万科公益基金会写信寻求捐助，结果捐来一个公共卫生学院，引起舆论的聚焦。按照您的意图，这能为新冠肺炎等科研提供什么帮助？ 董晨：我们在新冠病毒方面做研究，也是希望能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，很多企业在抗疫过程中都有捐赠，所以我找他们。 我们大家现在讨论比较多的，就是说临床和公共卫生的分离，对医学人才培养是不利的。公共卫生是从传染病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，从事群体性的公共卫生政策研究的人，如果不了解个体，是不够的。而我们的临床医生要做科研，要总结临床的个案实践，要从个体上升到群体。这两方面都要结合和加强。以往这两方面都是分离的，你搞你的我搞我的，不在一个框架之内。 现在很多新药或者新型技术研发都需要临床试验，所以需要医生牵头，但是它又脱离不了群体医学的概念。比如说疫苗的临床试验，它就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，需要几百人上千人去做，这就需要两个学科深入的融合来完成，彼此能够呼应。这次做得比较好的像复旦大学，他们的公共卫生学院下面就有自己的传染病医院（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），真正能够把公共卫生和临床的基地结合起来。我们清华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建设。
▲图片来源：受访者提供 Part 2肿瘤免疫治疗不是万能的，应该提倡早诊早治 《科学大师》：传染病之外，我知道免疫疗法在重大慢性病如肿瘤治疗上面，被称作是划时代的成果，这方面是您的专业，免疫治疗会是肿瘤的终极疗法或最优疗法么？ 董晨：现在大家越来越公认免疫疗法是很好的治疗手段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如果肿瘤病人由于这种疗法产生免疫反应，就能够大大延长他的生存期。因为免疫反应是有记忆的，就像我们打疫苗，你打一针可以管好多年。 CTLA-4（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）这种免疫抑制药物，之前的临床数据显示，1800个病人治疗后三年存活率达到22%。PD1（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）不仅对黑色素瘤，还有肾癌、肺癌，病人存活率都超过了3年，都有相当不错的长期存活率，对晚期的尤其是已经无药可治的肿瘤病人，它有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的存活率，还是非常可观的。 如果是 CTLA4和 PD1两个抗体连用，我掌握的相关数据显示，晚期黑色素瘤的病人已经全身扩散了，超过50% 能够生存24个月以上，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，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 《科学大师》：大家比较关心这个存活率能否进一步扩大，另外就是治疗上存在多大的用药负作用问题？ 董晨：单用免疫治疗能不能提升所有肿瘤患者的存活率，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肿瘤是多种多样的，目前有80% 左右的肿瘤病人还不能用免疫方法来治疗。比如说，虽然针对黑色素瘤两个免疫药物联合使用可以提高患者生存期50% 以上，但是在其他肿瘤上，反应率表现就比较低，有些肿瘤对 PD1反应率没有到百分之二、三十，甚至基本上没有效果，比如卵巢癌等。 怎么提高免疫疗法的普遍适用性，或者说怎么提高疗效，我觉得肯定要回头再做进一步的科学研究，看看能不能发现新的更多的靶点和策略，这要结合病人样本进行研究。而且我认为未来肿瘤的治疗不应该是单一疗法，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疗法，对有些患者，可能免疫疗法、其他药物、化疗需要合起来用才行，使治疗更有针对性和更个性化。因为每个人的肿瘤微环境不太一样，每个病人和他们的基因突变也是不一样的。怎么样做到最优治疗，这取决于我们医学诊疗不断走向精细。 免疫治疗还有一个副作用问题要解决。很多病人虽然治疗见效，但有些人会得肠炎、心肌炎，或产生其他毛病。现在风湿科的医生也开始看一种新的病人，就是接受免疫治疗的肿瘤病人，怎么样减缓他们身上的副作用，甚至在免疫治疗用药之前，就能预测出病人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副作用。可以讲，这都是免疫治疗副作用带来的挑战。 《科学大师》：也就是说，对于肿瘤目前并没有一种称得上万能的治疗办法，免疫疗法也是如此？ 董晨：对于肿瘤，我们还是要从早期的筛查和诊断入手，这样我们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晚期的肿瘤。早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应对。现在国外有的早期肿瘤患者，生存率大大提高，根本就是因为公共健康政策的推行，比如针对乳腺癌、肠癌的早期筛查，都使得这些肿瘤慢慢变得不那么难治愈。肺癌的筛查也是，对于吸烟的人，在美国是比较强调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做CT检测。
▲2018年获诺贝尔奖的两位免疫学家詹姆斯·艾利森（JamesAllison）和本庶佑（Tasuku Honjo），本庶佑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。 Part 3在免疫医学赛道上，中国有冲刺机会 《科学大师》：目前在免疫医学发展上，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什么样的？ 董晨：还是要看科研创新的活跃程度。以前在亚洲，是日本做得比较好。2018年他们就有免疫学家得了诺贝尔奖，但随着大多数免疫学家进入退休年龄，他们的年轻人就没有那么活跃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机会。 应该怎么做？国外著名的医学院都会有单独的免疫学系，有些医学院甚至有十几个科学家团队在做基础免疫学研究，因为免疫系统很复杂，有不同的细胞和疾病通路，他们分别研究不同的方面，又能协同创新、交叉合作。 他们有很多临床医生，一边从事临床治疗工作，一边在做免疫学的疾病研究，能把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高度结合。在亚洲这方面做得比较差，没有这样的氛围和机制。 现在国内大家开始重视了，很多科学家也会一起来做，但临床和基础研究结合还不理想。 （编辑：185手机网） 【声明】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，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站立场。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，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! |
